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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天下雜誌】林懷民:大聲說出別人的夢

林懷民:在南部的農村度過童年,後來我們搬到都市。父母親留日,叔叔姑姑留美,隔壁的堂叔到唐山留學娶回一個北京太太。我從小穿梭在這些文化因子裡,也珍惜台灣文化多元的特色。


在海外和外國人交往,他們常常很驚訝西方的東西我多少知道一點。他們驚訝,因為他們對於台灣跟東方不熟。他們是強勢文化,我們必須學習,最後我們反而多了一個層面。不過我也意識到一件事情,如果不透過學習,本國本土的文化也不會留在我們身上。像故宮博物院,大部份人不去或者是走馬看花,養分也不會溶入我們生活裡。


台灣有很多的好,但她的潛力沒有辦法被統合發揮,許多行業都有這樣的問題。


以表演藝術來講,我們到台灣各地,都可以看到對於表演藝術飢渴需求的民眾。一個很簡單的例子,像台北這樣的城市居然支持了愛樂古典音樂電台,它完全是民間、不是大企業經營,就靠廣告及收聽率,有些計程車司機也都在聽,這是個驚人的事情。


我們到南部鄉村做免費戶外演出,看到民眾的投入和熱情,眼睛睜得很亮,掌聲很大,表示他們對藝術有渴望。我最扼腕的事情,就是表演藝術沒有通路。


以人口比例來看,台灣有相當蓬勃的表演藝術,艱辛環境中竟然生長出幾個經常在國際行走的團隊,這是很高的比例。近年來,雲門國外演出場次多過在台灣在地的表演。我們在台灣只能在四個城市賣票,台北台中高雄台南,台南還是一個不是很可靠的點。


我們沒有通路。


台灣有十幾個文化中心,每個都有劇場。但文化中心階層低,人員,預算不足,若有盈餘,也要繳庫。劇場若努力行銷,到頭盈餘仍要繳庫,因此大都主辦送票的演出。民眾沒有買票的習慣,我們離開台北,花費增加,票價壓低,仍然很難賣票,很難不虧本。雲門如此,其他團隊更是艱難。


你可以想像統一沒有7-Eleven嗎?沒有通路,就沒有市場機制,因此台灣的表演藝術無法成為健康的產業。



沒有通路,團隊為了生存一定到海外、到大陸。大陸是一個很大的市場,發生在台商身上的事情也會發生在表演團體上。


今年冬天,雲門在大陸六個城市賣票公演。台灣只到四個城市,但大陸已經變成六個城市,這只是個開始。你說有一天會不會變成十六個或三十六個城市?賴聲川的戲去年在大陸有一百多場,是台灣演出的兩倍吧。表演團體為生存,全球都可以是它的舞台。但社會的資源所凝聚出來的藝術成果無法全民共享,是整個國家的損失。當文化中心不專業經營,收穫台灣藝術成果的是台灣以外地方的人。


我不只是為表演藝術請命,更重要的是:文化中心這個通路應該要把社會的文化藝術成果,輸送到人民生活的動脈。文化中心不專業化,地方民眾無法和大城居民共享文化成果,除了電視、電玩、卡拉OK、網咖,沒有多餘的選擇,城鄉距離愈來愈大。


這個現象還有一個潛在的副作用。外頭跑多了以後,藝術家吸收的材料,逐漸促成作品的質變。這些年來,每年到歐洲演出,歐洲公園的樹,歐洲人衣著的顏色,歐洲人的美學觀,不知不覺滲入我的作品。


在台灣,我關在排練場工作,只在大城演出,反倒沒有太多機會感知本土。


就個人創作,不是問題,就整個文化的發展,卻是個必須關注的課題。


北美館收藏的廖繼春「有芭蕉樹的庭院」,安靜的風景畫呈現的是南台灣炎炎驕陽。侯孝賢「戀戀風塵」、「悲情城市」鏡頭裡是北台灣丘陵,海邊的濕氣。這些觸感是台灣的特色,透過藝術家的敏感呈現出來。


你可以想像過了一陣子之後,我們團隊去多了大陸,回來台灣都講京片子,新的導演即使拍「悲情城市」這類的片子,也只有劇情,而無台灣的觸感。


台灣的文化仍有底蘊,卻極脆弱。在全球化、商業化、大陸化之後,是否仍能擁有強烈的獨特的特色?


文化中心專業化,成為團隊與民眾的橋樑,豐富民眾精神生活,讓藝術家面對觀眾,面對島嶼的生活與文化,消化為有特色的作品,這是我的乞求。


三十六年前,草創雲門不是為了個人的創作找出路,而是渴望讓民眾分享舞蹈。在社會的關心鼓勵下,舞團竟然掙扎地活了下來,但當年的渴望仍然看不到實現的可能。


政府滿口文化,全力推動著眼產值的文創新制,增建大型新劇場,卻不透過專業機制培養觀眾,更任由早已存在的文化中心繼續茍延殘喘。當去南投、屏東、台東變得比去紐約,倫敦和北京來得更艱辛更遙遠,我的遺憾與無力逐漸凝成一種我陌生的感覺: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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